作者：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乔纳森·齐特林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1977年，21岁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推出了人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一台随时等待输入程序的个人电脑——苹果II (Apple II)。在开机启动后，自豪的苹果II用户面对的是一个神秘闪烁的、等待着输入指令的光标。 苹果II可谓“一张白纸”，乔布斯在大胆组装它时并未事先考虑让它完成什么具体任务。然而，尽管光标在等待你输入，你却不必懂得如何编写程序。实际上，你只需敲几下键盘，就可以让它运行从任何人、任何地方获得的软件。苹果II是一块“沃土”。在推出它后，苹果公司(Apple)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无头绪，这意味着随后出现的产品出乎乔布斯的意料。在两年内，丹?布瑞克林(Dan Bricklin)和鲍勃·弗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推出了首款电子表格软件VisiCalc，而它就运行在苹果II上。突然之间，全球各地的企业纷纷渴望得到这个此前只向爱好者推销的机器。苹果II很快被销售一空。苹果公司不得不进行调查以找出原因。 30年后，苹果公司为我们带来了iPhone。iPhone易用、优雅而且很酷，随机还配备许多应用程序。但苹果公司悄悄摒弃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把公司名称“苹果电脑”(Apple Computer)中的“电脑”去掉就体现了这一点——即外部人员不能为iPhone编程。乔布斯曾表示：“我们定义了这部手机里的一切。你不会希望自己的手机就像电脑一样。你最不愿见到的就是在手机上加载了3个应用程序后，在打电话时发现它不能用了。” 苹果公司彻底放弃了其最初建造苹果帝国时所基的开放性——但用户仍保有开放精神。黑客们竞相“破解”iPhone，并在上面运行新的应用程序，尽管苹果公司渴望保持iPhone的封闭性。苹果公司威胁称，要让所有被破解的手机不能使用，但随后态度似乎有些软化：在发布iPhone一年后，它推出了App Store。现在外部人员可以为iPhone编写软件，这为造就新一波像VisiCalc那样具有革命性的软件创造了条件——更不用说催生数以万计的简单应用程序了，比如“iPhone Harmonica”或者昙花一现的“I Am Rich”。在安装售价999.99美元的“I Am Rich”后，iPhone屏幕上会显示一幅宝石图片，而这只是为了表明这部iPhone的所有者买得起这款软件。 但App Store有一项缺憾：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他们的软件必须得到苹果公司的批准。如果苹果公司不喜欢这款软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就会被撤下货架。由于受到媒体的嘲弄，App Store撤下了“I Am Rich”。另一款为小布什(George W. Bush)结束总统任期倒计时的软件“Freedom Time”从来就没有上架——苹果公司认为它在政治上过于敏感。一款电子邮件阅读器软件被拒绝，是因为它与苹果公司自己的软件“Mail”形成了竞争。想象一下，如果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下令，除Word以外的其它字处理软件均不得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运行，情况将会怎样？微软输掉了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反垄断官司，而其被控的行为尚远算不上是独占。 尽管外部人员被邀请编写软件，但iPhone仍与作为供应商的苹果公司紧紧绑在一起——这与亚马逊(Amazon)控制Kindle的方式一样。由于亚马逊越来越担心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销售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会引起麻烦，它在全球各地的Kindles上追溯删除了这本书。 当然，人们并不会怀念许多被拒的应用程序（在“I Am Rich”下架前，只有8位挥金如土的人购买了这款软件）。此外，用户还可以因此受到保护，免受来历不明软件的侵害。但请考虑一下：万维网最初是一款应用程序，现在也仍然如此。编写了第一版万维网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贝尔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与任何软件或硬件供应商都没有联系。当维基百科(Wikipedia)上面只有7篇文章时，审批又有什么意义——自欺欺人地希望公众会不可思议地提供其它条目？让iPhone用户能够彼此交换数据的P2P（点对点）应用程序，令今天的内容出版商感受到多大威胁？我们知道该问题的答案：这一威胁足以让他们说服苹果，把此类应用程序全部排除在App Store之外。 人们不禁会认为，尽管iPhone只对外部软件稍稍敞开大门，但总比完全封闭要好。这一安排对某一设备来说也许不错，但对生态系统来说却可能很糟糕。iPhone对外部软件进行集中控制的“混合”模式，已经超出了智能手机领域。这正是iPad的意义所在。iPad既可以被制成一台小型苹果电脑(Apple Mac)——对所有外部软件开放——也可以被制成一部由苹果公司控制的大型iPhone。苹果公司选择了后者。连上一个键盘后，iPad就能完全取代电脑——它将带有许多新的应用程序，但全都是苹果公司认为有价值的程序。 如果苹果负责把关某一设备的使用，那么各国政府只需敲开加州库比提诺(Cupertino)苹果公司总部某一间办公室的大门，就可要求调整代码或内容。用户不再拥有和控制他们运行的应用程序——他们只不过是在计时租用它们。 我寄希望于那些在综合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上做得更加平衡的设备，就像以传统的Apple Mac为代表的设备，或者是基于“开放手机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开放手机联盟是由一些软件、硬件和电信公司组成的联盟。Android Market是被公认为与苹果公司的App Store相对应的平台，但在该平台上，用户也可自由测试和安装他们喜欢的任何代码。Android是数字矿井里的金丝雀：如果人们加载可疑应用程序后发现自己无法再打电话，这种更为开放的模式还能生存吗？ 乔布斯开创了个人电脑时代，现在他则试图终结这一时代。我们应该致力于维护自己的自由，即使是在我们得到的设备更具吸引力、更加易用的情况下。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法学教授、贝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创始人，著有《互联网的未来及应对之策》(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 and How to Stop It)一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