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最创新公司在中国颠簸之旅的不幸种子，在起步时便埋下
谷歌再次证明它有颠覆游戏规则的嗜好，只是这一次颇为魔幻现实主义。 绝大部分谷歌中国员工是在2010年1月13日早上，从网络新闻或是别人匆忙打来的电话中方才得知，美国总部几个小时前在官方博客中发表声明：“这些(来自中国的)攻击和攻击所揭示的监视行为，以及在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使得谷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应该评估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这将导致谷歌可能关闭Google.cn，撤出中国。据说即便是谷歌中国相当高层的管理者，也仅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通知。 很难想象一家市值1800多亿美元、年收入在200亿美元以上行业领袖级公司，会事先没有任何铺垫就抛出如此爆炸性的消息。但对标榜“不作恶”、承载着众多人对商业的浪漫寄托的谷歌来说，这又是其典型的行事标签。 谷歌已不是第一次因“退出中国”而被置于聚光灯和放大镜下。在2006年，它就因年初被曝没有ICP牌照、属非法经营，年底亚太区市场总监王怀南和大中华区联合总裁周韶宁几乎同时离职，两次陷于可能退出中国的传闻中。而在其第一任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于2009年9月离职后不久，谷歌退出中国的传闻便第N次出现。 如今，狼真的来了。 在此之前，因对中国商业环境不满而萌生退意或发难的跨国公司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在1993年因对劳动力问题不满而撤出中国市场的服饰品牌李维斯，或是疲于应对政策限制而退出的时代华纳影院，但是没有谁会像谷歌这样如此公开地将自己置于中国监管机构的对立面。 在这场夹杂着商业、政治和道德的多重博弈中，谷歌的惊人之举无论是真的在坚持平等传播和开放互联网的价值观;还是利用理想主义掩饰自己的商业失败;抑或寻求更好的谈判筹码，可以肯定的是，如今的局面是从谷歌2005年7月进入中国后，其总部、大中华区和中国监管机构三者间累积的种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任何一方都不是绝对无辜的受害者。 后李开复时代 回溯谷歌入华以来，其轨迹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初始的团队搭建和磨合阶段结束于2006年4月。其时谷歌已发布在总部引起争议的中文域名Google.cn，并因借用赶集网的ICP牌照而在中国陷入麻烦。但这些都挡不住谷歌立足中国的决心，其全球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亲自来华，在4月12日宣布“谷歌”这一千挑万选的中文名，并将刻有中文“谷歌”的印章交给大中华区负责人李开复和周韶宁。 接下来的3年，虽然波折不断，但谷歌中国整体维持了向上的态势。2006年底，谷歌中国“三驾马车”中的周韶宁和王怀南前后离职。但之后，几乎坠入谷底的谷歌开始进入螺旋上升期，先后与中国移动、迅雷、新浪、天涯和巨鲸网等合作，并以收购265.com、投资康盛创想和尝试网吧推广等做法接近草根用户，同时推出谷歌拼音输入法、简短域名g.cn、春运地图和谷歌音乐等本土化产品，市场份额也升至其历史上的最高点。 但此后，谷歌中国开始急转直下。2009年3月，YouTube在中国境内遭屏蔽，这让总部感到不满。更糟糕的是发生在6月的“涉黄”事件，这对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巨大灾难。紧接着，谷歌中国的缔造者和代言人李开复在9月宣布辞职创业，谷歌中国彻底终结青春期。 李的接班人刘允和杨文洛分别于2008年1月和2007年3月加盟谷歌。当时恐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日后成为见证和影响谷歌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之一。 尤其是负责运营和销售的刘允。在加入谷歌之前，其在韩国SK电讯当了6年的中国区CEO及总裁，相比微软出身的李，外界很难看懂谷歌为何需要这样一个并不显眼的韩资电信背景高管。据了解，刘入局原因或许有二。其一是在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互联网背景运营负责人的同时，希望加强谷歌中国的销售；其二，这是李开复与总部“决策中心放在亚洲”决定相抗衡的妥协结果。为给谷歌中国争取更多自主权，李曾要求大中华区所有业务均向自己汇报，但未成功。无论是此前的周韶宁还是之后的刘允，都直接向亚太区汇报。 在此背景下，刘允初来时的一个标签便是“李开复可以接受的人”。但刘并非软弱之人。据了解，他在谷歌中国内部的评价集中为“公正、严苛、完全结果导向”。初来乍到时他就对销售团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管理，不仅员工业绩考核与数字严格挂钩，甚至会每天在办公室转转，看谁缺席。当时，谷歌台湾的总经理因3个季度未达销售目标，直接被开除。 这种作风使谷歌的销售效率和业绩在刘允进入后有大幅提升，但在这种创新主导的宽氛围公司中，刘也被一些人认为没那么“谷歌”。据了解，李开复离开后刘允的一个重要战略转变，是将谷歌中国的资源集中于京沪广深杭5个主要收入来源城市，以此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收益。这种做法无疑引起争议。 谷歌中国的另一位主导者杨文洛则有着深厚的研发背景，曾用4年时间将英特尔在中国的软件实验室打造成国际级的产品创新中心。虽然与李开复都是技术出身，但据说杨更倾向于把谷歌中国变成全球研发基地。 由这样两人同时主导的谷歌中国，必然不同于李开复时代。一种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是，谷歌中国在业务上将更趋务实，并应当摆脱新媒体色彩回归技术。这种转变或有助于谷歌中国立足于复杂的中国环境，据说2009年11月谷歌曾受邀参加某次政府会议，并得到认可。 但这并不能掩盖谷歌中国在总部和监管机构间的两难境地。这种三方博弈从其入华以来从未停止，李开复曾凭借自己在行业中的资深背景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斡旋角色，在总部为谷歌中国争取种种宝贵的支持和信任。 比如，其与谷歌CEO施密特私交很好，后者常在董事会上支持谷歌中国。很多来自微软的谷歌高管也对李开复很有帮助，即便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他们也经常私下给些诸如应该相信谁、这事找谁去比较合适的建议。此外，李将谷歌中国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功劳，也为其在谷歌内部赢得很大尊敬。 同时，李开复在沟通方面的技巧也有助于谷歌中国赶在问题爆发前就打点清楚各个环节，而非等到不可收拾时再去对抗或妥协。“他知道回邮件时怎么既让对方有面子又能把事情摆平，知道邮件应该发给谁、回的时候又应该抄送谁、不抄送谁。”一位谷歌前高管曾对本刊表示。 李这些出于性格天赋和前半生职业积累的诀窍在刘允身上显然难以复制。虽然刘同样有着谷歌总部和中国员工的支持且能力斐然，但如何坐稳这把“热凳子”并使之降到常温，对其仍是相当的挑战。不过，若将谷歌总部的突兀决定完全归咎于谷歌中国新团队的沟通失职，却也有失公允。 带着镣铐起舞 谷歌出事后，李开复在其微博上写下：“一个明知船在沉没的船长绝不会弃责而逃。” 可以肯定，李对谷歌总部此次的突然声明事先一无所知，但他必然清楚谷歌中国这条船久已处在漩涡中。一个熟悉李开复的某跨国公司高管曾向本刊表示，李在谷歌的后半段生活像“夹心蛋糕”，“非常不快乐”。个中原因不难想见——总部和监管机构往其肩上施加的负担日益沉重。 任何时候都显得温和、耐心且善于与人交往的李开复在政府公关上颇费心思。2008年中，百度的一位高管曾对本刊表示，谷歌中国当时是工信部树立的典型，这让百度艳羡不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