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愈加严格,谷歌对中国市场是否值得争取、中国规则是否值得遵循的争议日益增多。总部员工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多元,其开放的文化又支持对中国持保留态度的员工不断对中国问题提出异议。李一再周旋其中,但事态发展给他和谷歌中国留下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 一个插曲是,早在进入中国时,总部虽表示对谷歌中国团队寄予厚望,但不允许其工程师在国内随意访问某些源代码。据曾就职于谷歌美国总部的人表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谷歌工程部的一名高管,且此举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意识形态使其对中国心存芥蒂。当时,李开复正忙于应付微软的诉讼,虽与施密特就此事进行过探讨,却没顾得上将争论到底。一个更为著名的“自由斗士”是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俄罗斯长大的他对政府内容审查非常反感。 这种始终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加之中外商业环境和游戏规则的迥异,为谷歌中国今天的命运埋下伏笔。一个大概无人愿意承认的死结是:谷歌中国越想成功,就越必须本土化;但越本土化,越可能背离总部的想法和做法;但越听总部的话,越难以本土化,也就越难成功,最后还是无法得到总部谅解。 在2008年下半年和《环球企业家》谈及“谷歌创始人之一布林公开对中国表示不满”一事时,李开复曾表示:“他是一个技术天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盖茨也会说这些,所以不用特别在意。中国的决策还是由埃里克来做。” 作为对营收直接负责的职业经理人,显然施密特更能平衡意识形态与商业利益间的关系,但谷歌中国团队仍需在其中进行巧妙而职业的沟通。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便是2005年10月的台湾地图事件。 当时,一个在谷歌总部实习的工程师收到一封用户邮件,对方宣称谷歌地图中台湾被标注为“中国一省”是错误的,该实习生没做太多思考就将这几个字去掉了。此事旋即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用户的强烈抗议和政府压力让谷歌中国措手不及,在将地图恢复原状后,还须向中国监管机构和网民致歉。虽然谷歌中国认为道歉理所应当,在总部这却是一个问题。如果道歉言辞不当,就会给持异见者新的攻击口实。 绞尽脑汁后,负责处理此事的谷歌中国高管用中、英文撰写了意思相同的两封信,先交给总部审阅,通过后再递交中国监管机构。其中的奥妙是,这两封看上去表达完全一致的信,在“policy”这个关键的单词上,中美两边都可按照自己倾向的方式解读——在中文里它可以被翻译为“法规”,而在英文中则可被理解为“法律”。也就是说,在中方看来,谷歌中国为没有遵循中国国情而道歉,美国总部则认为道歉是因为没有遵守一国法律,自然不便置喙。 过去几年,这种微妙而艰难的平衡在李开复的小心经营下一直维系着,直到2009年6月“涉黄”事件将矛盾推向新高。这大概是ICP牌照问题后谷歌中国经历的最艰难时刻。一位离职不久的谷歌中国前员工对本刊表示,在ICP牌照后所有退出中国的传言中,李和管理层仅对“涉黄”事件引发的骚动作出过正面回应。“他说谷歌肯定不会撤离中国,请大家放心。” 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不言而喻。据说,李开复为此找到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通过美国商务部和商会等渠道与中国监管机构协商解决。最终,双方的妥协结果是屏蔽Google.com,同时中止Google.cn的联想词搜索业务,并进行整改。 看上去,谷歌中国再次化解了危险,但其中潜藏的问题再次凸显。对谷歌总部而言,将美国商务部这样带有政治色彩的力量牵扯进商业事件并不值得嘉许,对中国监管机构而言,这种求援同样让人不快。 类似事件的累积终于将李开复置于“不如归去”的境地。据熟悉谷歌的人表示,李开复为争取市场份额曾在2009年上半年申请一笔资金做营销,谷歌总部本来就反对营销、坚信只要产品足够好就能吸引到用户,更因经济危机停掉全球所有市场招聘预算,这个要求自然绝无可能满足。最终,此事成为压倒李开复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说李在离职前曾带领一批高管拜访多名中国监管机构高层,而在本刊最近一次采访他询问在谷歌的遗憾时,其回答是没有更早、更坚决地让谷歌总部高层理解中国的具体现实。 蝴蝶效应 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谷歌究竟是不是为了“做正确的事”而放弃商业利益。 引发这种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大中华区营收在谷歌全球收入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虽没有明确统计数据,最乐观的推算结果也将这一数字置于3%以下。看上去,谷歌放弃的是一个无足轻重且长期难有起色的市场。但不要忘记,跨国公司们对中国的追捧并非为了眼下利益,而在于对“明日之星”的寄望。微软和惠普已明确表示对谷歌决定的不理解和不跟随。 实际上,在英特尔、诺基亚、摩托罗拉和戴尔这几家跨国IT公司2008年的收入中,大中华区所占比例分别约为13%、13%、7%和5%,而根据全球第一大PC制造商惠普2008财年第四季度财报,“金砖四国”总体收入才占其全球收入9%。这些并没多高的数字已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且还得益于其产品是芯片、手机和PC等实物,中国在作为消费市场的同时还是很好的生产基地。相比之下,微软这样主要依赖无形产品的IT公司大中华区收入不到全球收入的2%,而雅虎、eBay和美国在线等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均已败走麦城。 公共事物及战略咨询公司安可顾问(APCO Worldwide)的一名高级顾问表示,很多公司入华是因为认为不能不进入一个增长如此迅速的市场,但若发展势头不好,它们就会设想没有中国市场也可以。对谷歌中国而言,要超越百度确实越来越难。艾瑞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谷歌在华市场份额仅为17.9%,连续3个季度出现下跌。 当可预见的短期商业利益并不值得捍卫时,谷歌在中国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促使其做出激进决定。但必须指出,如果谷歌真的受到有关知识产权和用户数据窃取的攻击,其撤出决定就是对其全球品牌和业务基础作出的保护性反应。 现在,中美政府都已参与进来,而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事发当天发表期待中国监管机构给出解释的声明之前,谷歌中国的员工就已无法登陆谷歌内部网络Moma。虽在逐渐恢复,在事态进一步明朗化之前,谷歌中国无疑已陷入停顿。 和谷歌中国员工一起陷入迷茫的还有用户和合作伙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谷歌中国辛苦建立起的种种联系将受严重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一旦关停Google.cn,谷歌地图和谷歌音乐等本地产品将“流离失所”。据说,原本不久后谷歌音乐将推出新功能,但现在即便是与之相关的谷歌员工也不知会怎样。谷歌音乐合作方巨鲸网的投资人章明基对本刊表示,就算谷歌退出也还有可能合作,但肯定会受很大影响,目前还在静观事态发展。这一表态颇具代表性。 除了谷歌中国,最受关注的当属百度。谷歌是百度自成立起就必须面对的天敌,现在,10年往来交战形成的搜索市场格局忽然可能彻底打破,几乎所有人都将百度视为最大赢家。 李彦宏在百度10年庆典上对此事的回应是:“无论谷歌退不退出,都不会影响百度的战略部署。还有人说,如果谷歌离开,百度会一家独大、丧失前进动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世界上还有很大的版图等待我们去填充。” 如是言论并不能让人释然。谷歌中国虽在市场份额上长期与百度相去甚远,但在很多链条上都是制衡百度的最大力量。一旦失去这种制衡,众多利益相关方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寡头垄断。比如,网络广告投放价格和服务质量是否会因百度一支独大而失控?阿里巴巴等谷歌广告关键词的大买家是否必须向百度靠拢,尽管彼此关系已陷入僵局?而对迅雷和安全卫士360等出售流量的公司而言,长期以来是谷歌中国和百度的竞标使得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当市场上只有百度可供选择时,流量是否会变得更不值钱? 一切都不明朗。就像外界并不清楚谷歌总部在做出放弃中国业务准备时,如何考量这一决定将对众多用户和商业伙伴产生的影响。 不难想象,谷歌与监管机构间原本就很脆弱的信任经此一事已降到冰点,种种激烈情绪和极端假设也使事情显得很决绝。但实际上,转圜余地虽然微小,却并非毫无可能——谷歌终究是需要权衡商业利益的上市公司,中国监管机构亦始终表示支持互联网发展。如果双方都想真正决裂,尘埃早该落定,而直到本刊发稿时,谷歌中国都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从更辩证的角度来看,此事并非全无建设性。至少,潜藏已久的矛盾被公开化,模糊不清的监管规则和界限或许能在双方政府的协商和谈判下廓清,这对坚守原则的谷歌和处于艰难时刻的中国互联网业都是可期待的福音——就在谷歌宣布可能退出中国3天后的1月15日,施密特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在强调不愿就“审查”妥协的同时,也表示谷歌认为在中国运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也许我们可以和中国监管机构达成协议,然后继续在中国运营……我们仍会在中国保留我们的工程师、程序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我们爱中国和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