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眼中真实的富士康 在“连环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薪、减少加班时间、架设防护网、聘请心理专家、成立员工关爱中心、开通员工关爱热线、召开防自杀的“誓师大会”等等。这些举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些好评，以此来对维护和改善富士康的公共形象。然而评价这些措施的效果，主要不在表面宣传和外部反应，更需考察这些措施对工人群体产生的实际效果，听取他们的感受和评价。 1、明升暗降的涨薪 富士康宣称自6月份起工厂会为工人加薪30%，这一消息引起了各界积极正面的反响，甚至有经济学家担忧富士康的大幅加薪会影响其企业运营，也会对其他企业造成巨大压力。 然而，从工人实际收入情况来看，6月份以前，富士康工人基本工资为1100元，加薪后为1200元，实际增加仅为9.1%。而深圳市7月份把最低工资调整到1100元，富士康仅比法定最低工资标准高出100元。。可见，声称加薪30%只是富士康为应对公共危机、逃避舆论谴责，慌乱中的虚假承诺。此外，不少工人指出自己的实际月收入并没有增加。以生产线的普工为例，五月份的工资在1800左右，加薪后，七月份工资约2000元，但同时富士康取消了工人的年资津贴和季度奖等福利。工人们还反映，加薪之后，生产排配明显增加，工作压力加大。此外，如前所述，富士康在违反加班时长规定的情况下，还克扣了工人的加班费，每月超过80小时加班时数的部分没有支付加班费。许多工人批评这次涨薪“是假的”！“涨工资是明升暗降”。 从10月2日开始，富士康在各大媒体大肆宣传，称生产普工底薪将加至2000元，两次加薪近百分之一百。根据我们在深圳、昆山与太原的调查，工人都没有得到确切的加薪通知，且并非所有的生产普工都可获得 加薪机会。工人反映，管理人员通知说，只有在富士康工作满半年的工人才有资格参加加薪的相关考评，现在只有一部分工人表示 参与了加薪的考试。而太原生产普工的加薪幅度远未达到2000元，只是有一部 分工人可能从940元加到1350元。另外，已经占富士康普工数量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工并不在加薪之列，即加薪后学生工不仅没有基本的保障，且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待遇。 2、名不副实的关爱中心 跳楼事件后，富士康火速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并且开通员工关爱热线，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关爱中心不但不能真正满足工人的需求，反而把工人的求助或投诉信息直接返回到基层管理部门，这实际上侵犯了工人的隐私并给工人带来巨大压力。关爱中心设置了“24小时通报”机制，针对员工心理异常状况，设立有奖通报热线，然而这一“关爱”举措事实上成为富士康排查“问题”工人的工具。具体来说，一旦某个工人被“举报”，举报信息很快会到达基层管理部门，由基层管理人员层层评定，转交关爱中心跟进处理。该工人只要比平常略显沉默，或是情绪化一些，就可能被“心理咨询师”怀疑有心理问题，24小时之内就会被迫自动离职回家。就此而言，所谓“关爱中心”并非真正着眼于工人的身心健康，而是富士康不顾工人权益的“杜绝一切自杀隐患”，从而逃避责任的“有效工具”。如此“关爱”之下，工人的一切尽在工厂的掌控之中。 此外，超过五万人参与、十万人签名的非自发性、“狂欢式”的防自杀“誓师大会”，究竟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护，还是对工人的精神绑架？背诵“郭台铭语录”、呼“总裁”为“爷爷”究竟是培养企业忠诚感还是引导建构工人的个人崇拜？ 3、工作场所中的零件，生活空间中的原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56.3%的受访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时间都不满半年，可见企业人员的流失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尽管富士康在同类代工企业中工资、福利待遇是相对较好的，却仍然留不住人。这表明富士康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股推力，将工人向外“推”。 这种推力首先体现在生产车间里。日夜重复的机械动作，极高的劳动强度，使工人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新鲜感、成就感、主动感，只能感到十分的“枯燥”、“累”、“不人性”……当我们问道“你觉得自己在工厂里是什么角色”的时候，他们回答说：“我们比机器还要像机器”；“空调都是用来给机器服务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劳动关系的最底端，他们的地位甚至低于没有生命的机器。“工人是用来被机器损耗的”，这是一个工人对工人与机器关系的精辟概括；“我只是车间里的一粒灰尘”，这是组长、线长们无数次对工人训话之后，工人产生的自我“重新”认识。以上种种迫使无力抗争的工人只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不断贬低自身的价值，消磨生命的意义感。工人们的回答让我们心痛：我们心痛于他们境遇的悲惨，他们的绝望，更有他们彻悟之后的无奈。 这种推力还体现在生活管理中。在富士康打工，不存在真正的休息和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宿舍并不是工人得以休息放松的生活场所，而只是工厂政体的空间延伸。除了居住拥挤导致休息经常受到干扰、不少宿舍条件太差之外，宿舍的管理模式也非常严苛、无理：工人不得自己洗、晾衣服，不得用吹风机吹头发，夜晚11点前必须归宿，……违者都有重罚。在宿舍安排上，同乡不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一个车间的同事也不会住在同一间宿舍，这种分隔化、原子化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人之间在生产之外的生活关系和社会关系被完全割裂，工人除了孤独、无助只剩下冷漠，这必然导致工人的正常空间、个人自由与社会生活的丧失。 在这种极具压抑性的身体的、精神的和空间的劳动体制和宿舍体制下，一个正常的工人很容易被逼到崩溃的边缘。不少工人在受访中用到“牢笼”、“监狱”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富士康。当然，这或许不是造成“跳楼事件”的全部原因，正如有人所言，工人可以选择离开富士康。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离开了富士康，或者曾经离开过富士康的工人。很多工人在离开时都会很解气地大呼：“我把老板炒掉了！”；“老子终于离开富士康了！”。但是，逃离的工人依然很难找到前程，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其他工厂工作数月，就又回到富士康；也有一些试图回家乡创业的人，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创业无门，几个月之后回到城市，其中一些人又回到富士康。他们除了富士康，或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无路可走。 |
